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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之于我们到底是什么:兼回应吴毅强

海杰 海杰视界观 2022-05-22


第二届1839摄影奖评选结果日前揭晓,来自天津美院的学生余乐晴凭借作品《鱼上山》获得大奖。《鱼上山》是一个探讨父女情感关系的动态影像作品,由家庭合影、父亲的生活场景、广东话旁白和父亲喜欢的歌曲构成。这一作品的获奖如引发争论,也在我的意料之中,理由正如吴毅强在《“1839摄影奖”还是摄影奖吗》中所质疑的那样:这还是个摄影奖吗?


 

本届1839摄影奖的终评时间比较长,在线评选,持续到凌晨2点,主要消耗时间,是在关于大奖的归属问题,在最终投票评出大奖结果时,我作为这个奖的联合发起人,对大奖会引发的争议有所考虑,所以当时在评选微信群提出增设一个大奖名额,给予一个纯摄影作品,以使得奖项所关涉的媒介趋于平衡。当然,这个只是基于奖项带给学生们信心的权宜之计,我的提议并没有被评委们采纳,因而就有了这个结果。现在看,我还是趋于保守,因为从当下的各种创作实践和图像的现实来看,摄影已经是一个近乎于嵌套和连接式的媒介,这个话题后文会说到。

 

在这里,先感谢吴毅强博士的文章,开了个讨论的头,他在我邀约的文章里直言不讳,使得一些人们平时闪烁其词的问题被公开直面探讨。首先我就吴毅强文章里所涉及的一些其他问题作说明,主要的摄影问题我会在后文详细回应。

 

关于他说的“在云端”的感受,是因为这个奖最初是由西安美院的教师,同时也是艺术家身份的董钧跟我联合发起,初衷主要在于挖掘一些年轻人,所以就锁定在高校学生这一群体,这个奖没有机构背景,纯民间,奖金不高,只是象征性的与奖项名称契合的1839元,评委没有酬劳,所有涉及到的花费,都是由董钧个人垫付。第一届的时候,我们没有做线下展览的准备,也只是想单纯的推出新人,也没有花过多的精力去拉赞助,尽管第一届还是有赞助进来,但都是给予获奖者一些创作所需的器材设备,因为一开始让赞助强力介入,势必会有悖我们的初衷,奖金高的奖很多,不缺1839这一个,我们只是想一开始别让奖项走样,也婉拒了一些画廊的合作,因为不想这个奖项所挖掘的新人一开始就被透支。我们组成了由董冰峰、言由、张晓、郑闻、郑梓煜、周琰以及我本人等7位构成的终评阵容,也是基于让这个奖项变得更加纯粹一些。第一届1839摄影奖结束后经组委会商议,我决定退出评委身份,而董钧也表示不会担任评委,以保持奖项评审的独立性。然后也没有线下展览。所以,这也使得吴毅强感觉到有一种“在云端”的感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二届有所考虑,第二届1839摄影奖获奖作品将于11月在西安落地。

 

 

至于吴博士说的“似乎这个奖项更多地是在制造一个话题,传播一个事件,而非具体的摄影作品。”我不否认,任何一个奖项都不可避免成为话题,但“传播一个事件”我不认同。因为,事实上,它本身就不构成事件,因为在今天,传播一个事件,需要资本,也需要强势传播力,还得需要各种运作,1839摄影奖,充其量只是一个活动。

 

接下来,我谈谈吴毅强说的关于摄影的话题。

 

当人们谈到摄影,势必会觉得,哦,那是一张张照片,然后输出和打印,挂在墙上,如果要出售,还得签名,设定版号和尺寸。这是摄影多少年来已经留给我们的面孔。而当我们通过手机,向微信、微博、instagram、以及抖音上源源不断地上传我们的生活场景时,我们或许压根没有想到,摄影在进化,而且与它曾经的面孔迥然有别。社交媒体的影像生产是反向的,它所携带的社交关系、文化特征以及权力关系不是“瞬间性”的平面摄影就能概括,它是图像向肉身索取,变肉身为屏幕的囚徒,不是传统摄影里人对摄影的主动把控。

 

而美术馆和画廊古老的机制也似乎在为传统意义上的摄影定义加码,以加强它的平面性和物质性,对其所涉及的多元化的语境并未深入洞察。平面化和物质性,构成了摄影新的道德面孔。我们在蔡东东的一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到摄影为装置伸出了触角,经由那些触角,摄影的天地被拓宽,它的牢笼被打开。快门霸权,已不再像以往那样显赫,不是我们不看重快门生产,而是说,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些图像的剩余。

蔡东东,《两道门》之一,材料:木门  投影仪,尺寸:140*180*80CM*2,年代:2018

 

在社交平台的海洋里,摄影前所未有的展示出它的合作意识,它不再炫耀曾经的独立地位与凝视性的纪念碑恒久属性,它易逝,且不断被改变,它作为肉身的符号和命名,成为新的屏幕现实,没有确切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代替我们说话和社交,不是我们在篡改它,而是它篡改了我们。

 

正是如此,我们才发现摄影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这样深入人心。而这个重要就体现在摄影与其他媒介的连接上。这一点,我们在很早的白南准的《电视佛》里能看到,在陈界仁的《凌迟考》里也可以看到,他们都呈现了摄影的观看与被观看的同构,但都是装置和视频的介质。

 

白南准(NamJune Paik), 《电视佛》(TV Buddha, 1974)


陈界仁作品《凌迟考》,2002‧超16mm转DVD‧黑白局部有声‧21分04秒,三频道录像循环放映



也就是说,当我们谈摄影时,不仅仅是在谈摄影作品的物质性,而是摄影所包罗的权力身份问题和结构性语言问题。指出这些问题,未必就需要回到摄影平面本身。说这些话,并不是在为摄影唱挽歌,而是经由更多的媒介来将摄影作为其在社会演进过程中的一份子进行多方位剖析,来展示摄影之于我们,到底是什么,而不仅仅只是将它认领为一种图像生产实体车间。

 

卢杉,基因糖,数字动画,17分钟


就今天的语境来讲,摄影面临一系列新的土壤:社交平台、屏幕、算法、控制、监视等等,甚至摄影本身已经超越人而成为身份的塑造者,肉身的拥有者,它不是一个独立的频道,而是游离的。卢杉在数字动画《基因糖》里展示了图像与媒体如何对我们进行构建成一个平面,并进行异化,艺术家让那些散落在互联网上的剩余图像基因杂交,变成一个剧场,甚至是一个GIF秀场。这提示我们,对于静态图像的思考已然遍布于各种媒介之中,它并未削弱静态图像的力量,反而更加清晰地展示出图像问题的肌理。雷磊在《庐山电影院》里将《庐山恋》和其母亲在庐山的合影嵌套在一起,反而点燃了家庭照片之于记忆的引擎。张永基在其作品中,赋予了图像以运动性,他甚至将图像作为笔触,试图呈现一种智能修复情境下的制图能力,参与到图像主动的再生产之中。

 

张永基,Follow me 我⼀句啊你⼀句 2018  Two Channel HD Digital Video 双屏高清数字影像 04:01


张永基,I’m being fast ,2018,⾼清数字影像 / 3-ChannelHD Video,Color, Sound,时间 / duration : 05’06”


张永基,200x300cm,无酸纸数字微喷,2019



在媒介的拓扑学上,我赞同夏洛蒂-柯顿(Charlotte Cotton

)在2015年的新书《 Photography Is Magic 》里给出的观点:“当代艺术摄影从其字面意思上而言,就是一场美妙的对话。摄影,是作为艺术媒介的影像中的核心主题。而对这一领域的理解必须要联系一系列其他的缓解性因素,从它的乡下大表哥——社交媒体的影像生产,到老牌政治家——尤其是绘画和雕塑这样的高级艺术,但也包括视频装置。”(见译文

 

连接,是夏洛蒂-柯顿给出的策略,摄影与其他媒介的连接。当然,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讲,摄影的平面性依然是确认摄影创作者的识别符号,就像我们谈绘画的艰难处境时,并不是在谈它的末路,而是在谈一种腐朽的生态和机制。同样,我们谈摄影的变革时,不是质疑摄影本身,而是质疑摄影作品树立的经典性的物质性大旗,并为它由此绕过了图像生产过程而抱打不平,因为所有的权力、控制、塑造、构建都潜藏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需要的不是塑身,而是拆解。

 

最后,回到1839摄影奖话题上来,或许由于疫情的影响,很多人的实拍计划,不能实现,导致摄影平面作品的确质量不高,这的确是尴尬之处。即便如此,还有诸如陈露的《阿露》这样优秀的作品,她的不同角色的自拍,事实上是对她这个来自农村的个体处境的再造,疼痛而又携带梦想。她没获大奖,我也遗憾,但评选基于评委的选择,这个选择凝结了他们对于行业生态的思考与判断。获奖其他作品里,郑舒予的视频里使用的是定格摄影,任泽远是摄影加视频,吴亚哲的视频只是采用老式幻灯机投射照片,黄嘉慧的作品是摄影加视频,还不至于构成吴毅强在文章说的“对摄影压倒性的碾压”。回头看大奖余乐晴在她的《鱼上山》,摄影在其中,也是引擎,试想,如果没有开始她小时候和父亲的合影里那个疏离的动作,她开启这段情感反思之路会格外艰难。因而,这张照片作为情感的触发装置,就构成了他重审父女关系和情感的出发点。如果我们再强调她用摄影的方式去叙述这段关系,那么势必会遭遇困境,但视频的方式,反而显得自洽。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它跟摄影没有关系,正是那张照片,承载了她的创作,使得记忆得以有支点。


余乐晴作品《鱼上山》,影像装置

 

某种程度上,过于强调摄影的血统,容易导向强调一个职业摄影艺术家的艺术身份政治,在媒介如此开放的当下,自我拘囿本身无助于摄影的演进。而我们设立摄影奖,不仅仅是想奖掖那些使用摄影媒介进行创作的学生,还想在这种活动里展示那些对于摄影的问题进行核心思考的人,可能,他没有使用摄影,但内核是摄影这个媒介所携带的问题。

 

所以,从首届1839摄影奖开始,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评委结构,每届必须要有一位跨影像和泛文化领域的从业者参与,第一届我们邀请的是策展人、评论家董冰峰,第二届邀请了纪录片导演、D20执行长杜海滨,这个结构我们会延续下去,以便于能够有更多的对摄影有思考的学生涌现出来。因为这也是目前高校摄影教育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文章结尾,我想再援引夏洛蒂-柯顿的话,来为高校教育的艰难处境说句话:“在考虑如此昂贵的教育如何从字面上得到回报时,毕业生们不得不与一种潜在的保守主义搏斗。向一个花了近十年才对颜料版画的概念感到舒适的市场提出崭新的摄影艺术形式是一种风险。”(见译文

 

而平面性的摄影也未尝不是摄影这个概念最舒适性的地方。因而,我们在1839摄影奖里看到获奖的学生们不被媒介局限而能够去冒这种风险,本身就是高校教育值得赞许的地方。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讲,风险,正是创新的开始。

 


2020年10月13日

 

 



第二届1839摄影奖


第二届1839摄影奖(2020年度)自正式公布,启动征稿、获奖公布等重要推送均阅读量过万,收到来自全国高校的近千组作品。经杜海滨、段煜婷、韩磊、黎朗、李杰等5位终评评委四轮投票,第二届1839摄影奖所有奖项全部产生,来自天津美术学院的余乐晴凭借影像装置作品《鱼上山》获得第二届1839摄影奖大奖,引发广泛讨论。1839摄影奖重视评选之外的独立批评与学术观察,不让展览和评选沦为一时的“高光时刻”,期待建立一个立体、多元的持续性的良性批评生态。1839摄影奖努力让摄影走出艺术圈,成为一个文化事件。我们希望通过第一个十年的工作,逐渐勾勒出中国青年摄影艺术家的精神地图与时代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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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839摄影奖

“1839摄影奖”是一个由个人发起的纯民间奖项,以摄影术诞生之时为名,既回溯摄影的本体属性,也强调以跨媒介的开放姿态对其延展。面向国内高校在校学生,旨在检验国内高校学生创作和艺术训练中的认知与判断,邀请国内知名策展人、出版人、研究者、批评家、艺术家等组成评委会,整个评选和工作团队零报酬。评委会基于学生提交的作品进行判断,选取具有独立精神和艺术潜质的作品,以期推动和提升高校学生在创作中的独立意识和艺术表现能力;同时以专业评论、展览等方式加以推广,将中国高校正在成长中的学生创作近貌介绍给公众,进而推动中国高校学生摄影创作的健康发展。

策划总监:董钧    学术总监:海杰    秘书长:白茜
项目助理:罗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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